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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刷短视频的人都是什么人
放在以往,这并没有让尹发觉得有何不妥,直到短视频产品彻底地入侵了他的生活。
和所有身处一线城市的社畜一样,有了孩子后,尹发将双方4个老人接到一起生活。初时,生活还十分祥和,双方老人与尹发夫妻互帮互助,解决了带小孩的难题。
但随着岳父母迷上短视频,两方老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。最为明显的是岳父母会带着孩子一起刷视频,而他自己的父母,则倾向无电子化产品的陪伴和户外活动。他试图从中调和,但以失败告终,他太太也试图调和,却没想到隔阂越来越大。
对短视频这几年迅猛发展,尹发一直是中性态度,虽然自己不刷,但也不干涉其他人迷恋。他认为这是群居生活应有的基本尊重。
从大数据的角度来看,几乎在全员刷短视频的社会里,尹发和自己父母逐渐变成了不刷短视频的异类。尽管尹发不在乎这一点,但他发现,自己的父母和岳父母之间关于育儿和生活理念,已经被短视频割裂在两个空间里。
尹发此时意识到,或许短短几年里,短视频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每个人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,原本已经固化并且稳定的相处模式,开始被打破。这一切都埋藏在视频所谓“爽感”和“全网帅哥美女”的幻象之中。
刷短视频的人,被短视频改变;不刷短视频的人,被身边刷短视频的人改变。
叫不醒的人
对绝大多数人来说,尹发的家庭令人羡慕:自己在政府单位上班,太太是教师,双方父母都在一线城市退休且有房。
时值中年,尹发再次反思以往对身边朋友的态度——他一度心疼朋友们逢年过节的时候,跑遍大半个中国回家和父母团聚。但现在,他开始认为和长辈们不常住在一起,是另一种幸福。
“去年疫情前,双方家长相处还挺正常,偶尔一起吃饭、双方迁就照顾小孙子。但疫情发生后,四个老人窝在家里,岳父母开始刷短视频打发时间,这原本无伤大雅。但后来,岳父母沉迷程度越来越深,不但通过短视频消费,还将小孩的日常也发在平台上。”
疫情偶然成为短视频真正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节点,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0年3月的数据显示,当时中国网络短视频用户规模达7.73亿,占所有网民的85.6%,数据大幅上升。
尹发原本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,这项互联网刮起的新浪潮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改变。他一向注重隐私,曾劝阻过岳父母不要将小朋友的视频发到平台上。
据尹发回忆,当刷短视频变成岳父母的生活习惯以后,四个老人在如何陪伴小朋友这事上,产生了微妙的隔阂:“太太父母带娃的时间比较多,在一起的时候,会经常和小朋友一起看短视频;而我父母在有小朋友的环境中,基本上不碰手机,以陪玩为主,而且反对小朋友经常看手机。这让小朋友对双方家长也产生了不一样的态度。”
尹发说,曾经有一段时间,因为小朋友的偏心,岳母称其为:养不熟,带不亲的人。
这种说法像丢进池塘里的石头,尽管没有什么杀伤力,但在心里却泛起涟漪。尽管尹发的太太也劝告家人适度使用手机,但岳母最终变得像雕塑一样,盯着手机屏幕,和插座保持着一条充电线以内距离,那条充电线,仿佛成了脐带。
更大的无力感来自于孩子的变化。尹发发现,孩子在与自己的父母参与户外活动,或者看书、画本时,表现出安静琢磨的习惯;但在与岳父母一起看短视频时,这种习惯完全消失,变得逐渐爆裂和偏执。
尹发既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,也没有办法抽身长时间陪伴孩子,甚至连住家阿姨都请不到合适的。
他只能选择失声。无论是在家庭中失声,还是在整个互联网环境中的失声。
流量席卷一切
关于短视频的讨论,一个有代表性的故事在知乎引起了过万的评论。
主人公的女朋友在迷恋刷短视频以后,便沉浸在与屏幕对视的空间里,开着手机,可以看一整个下午,周末可以对视到凌晨2、3点,伴随着一惊一乍的笑声和叫声,逐渐和现实的生活拉开了距离,不再对事件提出问题,不再思考。
女友逐渐开始抵触一切耽误她刷视频的事情,比如上班、比如做家务、甚至是做饭和外出就餐。
故事并没有结束,主人公的女朋友开始学习短视频的制作技巧,试图通过拍摄视频,获取认同。“她去别人碗里偷肉吃、在电梯上去触碰别人的手。”这是不少短视频的逻辑——以局外人的身份,进入陌生人的世界。
在讲述故事的人看来,女友变成了短视频里的人。其潜台词是对未来没有规划、不再考虑学习提升自我价值。关键是两人的三观逐渐出现偏差,女方觉得自己是拥抱未来的人,而她眼里的男朋友是不够潮和不够有趣多金的成功人士。
分手后,主人公变成了女友视频里的“渣男”。
尽管这是一个相对极端的案例,但类似的事件,正在各种亲密关系中发酵。吕宁曾经是某头部短视频平台的中层,她说在“流量=钱”这个公式下,各个短视频平台都穷尽了各种办法让人上瘾。
“那种好玩程度是会有各种颅内高潮出现的,而且每天脑子里会自带BGM,这么一来,谁还愿意思考。一旦失去思考习惯,不刷短视频马上就觉得空虚,而且内容多到太容易沉迷了,像中毒一样。”
鲍曼在《工作、消费主义和新穷人》中写道:理想情况下,消费者立刻得到满足——消费应该立刻带来满足感,没有时延,不需要旷日持久的技能学习和准备工作;而一旦消费行为完成,这种满足感就应该尽可能快地消失。如果消费者无法对任何目标保持长期关注和欲望,如果他们没有耐心、焦躁、冲动,尤其是容易激动,又同样容易失去兴趣,“即时满足”就达到了最佳效果。
吕宁5岁的女儿最近也开始不停地看短视频里的猫猫狗狗,她总觉得有一天可以看完,但她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猫狗,只要不放下,便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。
这种生活习惯也迅速割裂了她们的家庭关系,尽管就职于短视频平台,也知道短视频背后的经济和算法逻辑:但打开视频全是家财万贯、山珍海味、肤白貌美;一旦关闭,就是现实生活,财米油盐,双下巴和法令纹,吕宁依然会陷入焦虑。
不过她也开始意识到,短视频产业发展到今天,不会再有增量了。“比如有6亿人在抖音,这个数据今年都没有什么变化,证明喜欢的人已经沉迷了,无论是平台提供的内容,还是社交和带货功能。”
鲍曼在书中写道:社会首先依照“消费者”角色需要塑造其成员,按照上文所述对消费者角色的要求,以及吕宁和尹方的例子来看,短视频对从小规训一个消费者功不可没。
7亿人使用短视频,意味着中国近一半的人都多少接纳了短视频世界。但吕宁说:“排斥(短视频)的人,排斥性会越来越刚,只不过在流量=钱的逻辑下,可以理解为短视频=钱,那些不装短视频的人,自然就变成了失声者。”
失声的人不代表不存在,只不过在默默承受着撕裂。
今年年初,吕宁意识到人生应该还有其他的选择,于是离开了短视频平台,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她仍未真正离开。
美丽新世界
“迷信”的英语单词,可以简单地分析短视频和人之间的关系:superstitious由super(超级)和stitious(顽固)合并而成;另一个表达“迷信”的单词blind faith,也是由“瞎”和“信仰”两个词构成。
从商业角度出发,不可否认短视频是成功的现象级产品,但在短视频盛行的这些年里,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业风气,似乎也并未因此而得到显著的正向发展。在经济和自我欲望的驱动下,在短视频成为生活习惯的过程中,克制和自律的呼声,远小于对金钱和娱乐的渴望。
通过短视频带货获利,成了无数人梦想一夜暴富的模仿对象,对大多数缺乏自制力的年轻人和中老年人来说,这些繁华掠影可以让人迅速沉迷。
在奥威尔和赫胥黎分别写下的《1984》和《美丽新世界》里,他们对关于信息的和思考的能力,分别有自己的担忧。《娱乐至死》的作者波兹曼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。
《1984》担心的是书籍会消失,但赫胥黎的《美丽新世界》,担心的是再也没人愿意读书;奥威尔害怕信息被剥夺,赫胥黎害怕人会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变得日益被动和自私;奥威尔担心一种文化会受制于另一种文化,赫胥黎担心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、欲望和没有游戏规则的庸俗文化。“总之,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,而赫胥黎更恐慌于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。”
“如果只拿来当工具,客观的说短视频非常好用,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,谁也无法保证什么时候会被其娱乐性侵蚀”。吕宁认为,与其任短视频吞噬自己的感官,倒不如找到自己内心真正喜欢的东西,自己慢慢研究,享受那种缓慢的时光,欢迎大家到本站了解更多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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